基督徒之於政治和社會

　　當我們彼此交換意見時，很容易便意識到自己正在討論著一些政治的議題。但是，當人問我們什麼是政治時，卻發覺不容易找到一個理想的答案。或許政治是一些容易體會，卻是不容易言喻的事物。然而，政治倒也涉及國家對社會治理的好些具體問題。
　　首先，我們要明白，在人類的社群中，上帝給政治的權威定下了積極的角色。耶穌也曾經說過︰“該撒的應當歸給該撒，上帝的應當歸給上帝。”(可十二17)

而保羅更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三章一至七節指出︰“政府的權柄，人人都當服從。因為沒有一樣權柄不是從上帝來的；掌權的都是上帝設立的……執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懼怕，而是要使作惡的懼怕。你想不怕掌權的嗎？只要行善，就會得到稱讚；因為他是上帝的僕役，是對你有益的……所以你們必須服從……是因為良心的緣故。因此……應當納稅的，就要給他納稅；應當進貢的，就要給他進貢；應當敬畏的，就敬畏他；應當尊敬的，就尊敬他。”

《彼得前書》第二章十三至十七節也說︰“你們為主的緣故，要順服一切的制度，無論是至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賞善罰惡的官員；因為這是上帝的旨意，要藉著你們的善行，塞住糊塗無知人的口……要……敬畏上帝，尊敬君王。”
　　由此可見，新約的作者都教導教會(“教會”是“信徒”之集合名詞)要接受政治權威的管治。但是，他們並不是教導教會要無條件地接受管治。因為他們都是要求統治者要“賞善罰惡”， 不要使行善的，卻要使作惡的懼怕。如果為政者並沒有秉行公義，卻是倒行逆施，屈枉正直，那教會便要承擔起先知的職分，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，向當政的提出信 仰的要求，甚至宣告上帝的審判。而教會更要按著實際的處境，決定應否採取什麼具體的行動，謀求更接近公平的施政。或許在某些情況下，教會要對施政的說︰“聽從你們過於聽從上帝，在上帝面前對不對，你們自己說吧！”(徒四19)

並實行非暴力的抗爭。但也可能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，或許我們要學效 孫中山 先生等先賢，為了高遠的理想而拋頭顱、灑熱血。
　 　然而，如果當政者能夠公平施政，則縱使他是獨裁者，教會也要接受其統治嗎？當然，對於生活在二十一世紀，親眼目睹愈來愈多的國家由獨裁統治轉向民主化的 人來說，接受獨裁統治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。但是，耶穌基督和初期教會的信徒也不是生活在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下，他們的社會仍然有奴隸的存在，婦女和小孩都 被視為次等的人，社會上仍有好些活在邊緣的人，但他們仍然教導信徒盡公民的責任，順服掌權的。可見他們對政府的期望是現實的，一方面並不要求絕對的平等， 但卻藉著自身的教導和行動，播下要求平等的種子，提出追求公義的訴求；另一方面則勉勵教會要接受當時的政府的統治。所以，開明專制的統治也不一定是不可以 接受的。
　　事實上，上帝並沒有藉著聖經給我們留下什麼有關政治制度的藍圖。或許最理想的是上帝直接的統治，但相信在上帝的國未完全降臨，上帝“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樣”前， 我們亦只可以尋找一種較能夠體現基督信仰的政治制度。雖然信徒不一定要、也不一定可以拒絕獨裁的統治，但由於人是罪人，當人獨攬大權時，亦更容易會濫用權 力而令他人受到傷害。所以，基督教對獨裁統治是相當保留的。而為了避免由獨裁者濫用權力而帶來的災禍，基督教傾向支持主張權力互相制衡，崇尚法治，願意保 障少數人權利的民主制度。
　 　教會除了要分辨政治制度跟信仰的關系，決定應否服從當政者外，還要留意政府的施政會否在政治、經濟、教育等領域造成什麼需要或問題，然後本著服侍上帝和 愛鄰舍的心，決定提供什麼服務或採取什麼行動，以滿足有關人士的需要或試圖糾正某些政策上或制度上的不義。然而，我們發現好些教會對於社會關懷卻是相當保 留的。
　 　教會對社會關懷的保留可能是由於她們仍然肩負著某種的歷史包袱。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社會福音和自由派的神學在美國興起。自由派的神學否定了基督教 的基本要義，並用極端的批判理論對聖經進行批評。社會福音所帶來的挑戰，遂導致了護衛基要教義和聖經權威，著重個人福音的基要派的興起。但由於基要派要抗 拒自由上帝學的聖經批判理論，遂導致其反對學術研究的態度。而由基要派十分重視個人的救贖，亦令其偏離了歷代教會關心社會的傳統，對社會的關懷日漸式微。 及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福音派才再次將社會關懷列入教會的議題。
　　基本上，福音派接受三項主要的神學原則。

第一，聖經在信仰內容和生活實踐所涉及的問題上均具有完全的權威；

第二，人要悔改，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；

第三，信徒要積極地傳福音，帶領罪人悔改歸主。

而 且，福音派更拒絕基要派所持的反對學術研究和社會關懷的態度，主張要按著聖經的教導，以負責任的態度，運用那些從啟蒙運動產生的研究方法，來闡述基督教的 信仰；並且要求教會堅守那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傳統。因此，福音派相信，教會應該跟從耶穌基督的率領，竭力地領人歸主，亦要按著聖經的教 導生活，重視學術研究和積極關社。而教會應該明白，由初期教會對寡婦的照顧開始，社會關懷一直是教會的傳統，雖然在回應自由派神學和社會福音的挑戰時悄悄 式微，但回歸傳統卻是我們理所當然的。
　　或許有些教會認為，只要盡力傳福音，福音會改變人的生命，隨著悔改的人數增加，亦相應會帶動社會的變革。這些教會並不否定教會的社會責任，卻相信傳福音是實踐社會使命的惟一途徑。但是，這種看法卻高估了悔改的人數和悔改的人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。因為當基督再來時，雖然“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”(可十三10)，但耶穌卻問︰“然而人子來的時候，在世上找得到這種信心嗎？”(路十八8)

耶穌在此論及的是那些“常常祈禱”，永不灰心的人。但如果當他再來時也不容易找到這類人，那是否暗示縱使到了他再來時，悔改的人也不多呢？而或許悔改的人都變成了道德的人，但在這被罪惡勢力所不斷侵蝕的不道德社會中，他能否將信仰的要求落實也是問題。
　　或許某些教會也會參與某些社會服務，像興辦教育，但他們往往只視這些服務為傳福音的手段。而他們似乎忘記了耶穌基督除了囑咐門徒“要去使萬民作”他的門徒(參太二十八19)外，還吩咐門徒要為他作見證人(參徒一8)，為“天上的父”作鹽作光，叫人“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又頌贊你們在天上的父。”(太五13－16)

所以，教會不應該僅僅視關懷周遭的人為傳福音的手段，卻要視此為自己的責任，為了實踐“愛人如己”的命令而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適當的服務。甚至在有需要時采取適當的行動，為他們爭取應有的權益。
　 　或許有些教會會承認社會關懷也是他們所要承擔的使命，但卻認為在分配資源時要分辨優先的次序。而由於他們認為傳福音的命令比社會關懷的命令重要，所以， 信徒或教會便應該先將資源運用在傳福音的事情上，惟有當資源過剩時，才會將資源投放在社會關懷方面。然而，如果觀察耶穌的生平，我們並沒有看見他以此優先 次序為其行事的準則。舉凡有人向他求助，或是他遇到有什麼需要的人，他都會無條件地幫助他們。因此，信徒或教會是否只是按著自己喜好來決定傳福音與社會關 懷的優先次序呢？
　 　因此，教會應該竭力完成上帝所交付的雙重使命。如果教會只傳福音而忽略了社會關懷，人便會視我們的信仰為假冒為善的奢侈品，使福音受到攔阻。但社會關懷 卻使我們與非信徒建立密切的關系，加強他們對教會的信任，間接使我們獲得更佳的傳福音機會。而且，社會環境的改善也可以叫信徒生活在一個較為討上帝喜悅的 環境中，使他們面對較少的挑戰，獲得更大的成長機會。所以如果社會充滿了不義，我們也不能期望信徒的生命能夠獲得突破性的成長。
　　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是相輔相成的，教會不應該隨著自己的意思來劃分兩者的優先次序。如果教會關心福音的廣傳，便越應尋找服務社會的途徑，爭取更大的社會公義。